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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敦煌文书的沧桑史折射着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历史

导读:年仅18岁的橘瑞超,作为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的主力,对文物的挖掘是疯狂的——不论是坟墓还是古城遗址,不作考古记录,甚至连文物的出土地点也不注明。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不少中国学者远赴欧洲,查阅已经流失的敦煌文书。英博所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纸绘画,是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精华之一。

100年前,1907年6月的一个傍晚,一支骆驼队带着24箱经书和5箱佛画悄然离开敦煌。

带领球队的英属匈牙利人斯坦因大获全胜。几十银两的价格,让他一夜成名。

100年后的2007年,5月17日至19日,“纪念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1907~2007)”)如期在伦敦召开。借此机会纪念斯坦因中亚。考古 100 年。

这种所谓的“纪念”行为立即遭到与会中国学者的反对。中国学者起身反驳:1907年斯坦因盗窃案是敦煌文物外散的起点,而不是敦煌文物的发现和敦煌学研究的起点。这定义了一个世纪以来敦煌学缺乏认同感,伤害了中国人。感觉。

《敦煌人,我国学术界的悲惨历史》

“敦煌文献的丢失是中国文物流失的代表和缩影。敦煌文献的百年沧桑,反映了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世纪。”西北师范大学李秉诚教授感慨。

站在一百年的门槛上,回顾历史,回顾记忆深处,回顾历史人物,回归历史细节,李秉诚感慨道:“国之兴盛,必兴盛,学业兴盛。”

敦煌文献的发现可谓不合时宜。

1900 年 6 月 22 日,在中国西北部的一个角落敦煌,王道士不小心打破了壁画,惊讶地发现有一个洞,洞里有“无数白袋子,塞在里面,而且装置很工整,每一块白布包着经书十卷,还有绣佛框等,平放在白布袋下面。”

此时,清朝正步履蹒跚。东边,八国联军的炮火攻破了天津的大沽炮台,正赶往北京。眼看王朝首都不稳。

107年后的今天,作为中国斯坦因的权威学者,王继清教授一再感叹自己的不幸。 “敦煌文物发现于1900年,确实很不幸。它只有一种命运,我们民族无法留住它。”

敦煌文献的发现并没有首先引起中国学者的反响。晚清学术没落,令人唏嘘。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真文人坐在高寨读古书,假文人喝酒打牌。”

历史的轨迹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变了一个细节。

敦煌文献被发现后,甘肃学台的叶长池建议甘肃当局将敦煌文物全部运往省会兰州妥善保管。拒收的原因是运费五六千两银子。当局只吩咐敦煌县令封存,由太监当场保管。

这时候,野心勃勃的斯坦因来了。时任阿克苏导引的潘真彬彬有礼,打开方便之门。他曾经莫名其妙地问道:“为什么这些古老的材料都要搬到遥远的西方去?”斯坦因沉默不语,当被问及其他细节时,斯坦因松了口气。

1908 年 2 月 25 日,斯坦因离开敦煌几个月后,“识货”的法国人何珀西出现在莫高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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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入藏经洞,“目瞪口呆”的珀西自诩“每小时阅读数百本书,浏览经典的速度堪比汽车行驶速度。”

精通中国历史的两人,收获颇丰。回兰州时误报警,被甘肃监司拘押,不久即获释。历史上第一个保护敦煌文献的机会悄然错过。

之后,来自日本的Orange Ruchao、来自俄罗斯的Oldenburg、来自美国的Warner来到这里,然后满载而归。

年仅18岁的鞠瑞超是日本大谷三井探险队的主力。他热衷于挖掘文物——无论是墓葬还是古城遗址,考古都没有记载,甚至连发现文物的地方都没有记载。明亮。

奥尔登堡将藏文经文挖到地下三英尺,并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调查。已故的美国人盯着敦煌壁画。用早就准备好的分离壁画的化学溶液,剥离了12幅壁画。

1930年代敦煌文书考古发现,《敦煌解语录》出版,陈寅恪写序。他的愤慨写在纸上:“敦煌人,我国学术界的悲惨历史。最好的发现不流向国外。它隐藏在私下。”

文件都散了,研究怎么就落伍了?

100年来,敦煌文献碎片化的现状,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深感痛心。

1909 年,北京六国饭店。薄熙和向中国学界名人描述了敦煌佛经洞,并透露:佛经洞不是完全空的,他还没有把它拿出来,否则太“害”了。不利于诚信。

得知珀西和敦煌被授予宝物后,学者们纷纷拜访。著名学者罗振宇在亲笔信中用“可喜、可恨、可悲”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可恶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被运回法国”;悲哀的是,“文石市还有幸存者,但前面的车已经丢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退出”。这是当时中国学者心态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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